中国的央企在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占垄断地位。
涵盖中国下一步改革的60点政策公布后，新华社注意到"公平"一词频繁出现，称这体现了改革走向。事先各界高度关注而事后"失望"之声较多的国企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公平"，而从目标到现实之间的路径并不明晰，有待设定。
如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推动国企改革，以及涉及推进市场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改革目标未能转变成具体、有效的行动，并真正付诸实施，那么改革升级版的"公平"主题将大打折扣。
不公平"行动重于目标"这句话用于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尤其贴切。
《金融时报》把这份文件称为"习近平对未来10年执政宣言"，有可能"剧烈地改变中国面貌"，但前提是"切实得到执行"。
这份60点政策公布后，普遍认为多数改革举措并非新创，"推进"、"加快"、"完善"、"健全"等抽象动词标明政策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也有人解读为对有关的现行政策的"微调"，或中等程度的调整。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国企伴生或衍生的不公平早就倍受诟病。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出四个方面的不公平：
- 国进民退，国企，尤其是央企，利用地位、政策和行政优势垄断资源、市场；
- 大型国企本质上属全体中国公民所有，但其盈利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再分配，"股东"未参与分红；
- 央企高管既与政府官员一样由组织部任命、享受行政官员的级别待遇，收入却与企业高官看齐；对这个"不公平"有切身之痛的多为党政官员；
- 由此衍生出另一个"不公平"，既央企高官能够积聚资本跑官买官。
后两个直接受影响的不公平可以说是在前两个不公平的基础上加上时代因素催生的。
他认为，新的改革计划的国企改革政策力度比"微调"更重，但必须等计划中提及的具体"不公平"现象被真正减轻，才能说改革取得了进展，而这个过程将多长谁都无法预计。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后，国企改革几番周折，争议不断，"国进民退"、央企、国企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早就成为包括国内外非共有制业者的众矢之的。
有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矛头清楚指向央企、国企享受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包括廉价获得贷款等重要生产要素和优先获取市场信息等。
但丁学良认为，文件的表述太"哲学性"，很难翻译成现实语言。
举例说，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有很好的创意但没钱，他/她去银行贷款创业，什么时候能享受到跟国企一样的待遇？要实现这种公平，需要对现行体制作多少调整和修补？
按照改革计划，2020年是下一阶段改革交成绩单的时候。
他认为，从现在到那时，可以预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处境将比现在好，好多少不知道；国企央企垄断会受到抑制，有所减轻，但程度不清楚。
国企与国民
比较具体清楚的是，到那时国企上缴中央财政的利润要增加到30%，这部分财政收入将用来改善民生，即推动实现社会领域的公平。
有一个统计称中国央企上交利润平均是1%，另一个说法是10%-30%。
丁学良教授称他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比企业上缴国库利润最多的达70%。
从财税方面推进大型国企和消费者/股东的关系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那么作为国企的管理者，国家只要有决心，目标并不难实现。
新华社文章在盘点《决定》中关于公平的"亮点"时首先提到国企与民企。
《决定》承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这是否基本经济制度上的突破，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平起平坐，却有分歧。
同一份文件中也提到了坚持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
丁学良认为，对这类文件的这类措辞不必惊讶，因为这样的重要文件必然顾及多方意见主张，"总是包含了矛盾的说法"。
在中国国情现实中，他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的取向，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
透明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国企改革涉及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非常广泛，"国进民退"已经明确不被允许，但"国、民齐头并进"仍属愿景。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建拖为《财新网》撰文，分析国企"进退失据"，提出国企的性质定位、角色、职责、功能等都是国企改革的内容。
理想化的做法是让国企"去政治化、去行政化、明确公共属性和公共服务职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充分落实国民的所有权、高度透明且接受社会监督，成为保障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筑底的现代化企业"。
这个目前距离现实的距离，以及向目标靠拢途中必然遭遇的各方阻挠和障碍众所周知。
丁学良指出，改革需要多个突破口，一个不够，而最有效的一个切入点是国企的透明度；让其他利益全体和掌握着国企所有权的老百姓对它们监督问责。
乐观派认为，通过胆识和智慧，国企改革以及由此牵动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革可以成为现实，但较悲观的看法是，对国企重新定性定位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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