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独立事件，而是具有整体的背景：从中央关于作风建设的八项规定，到派出10个中央巡视组；从既打苍蝇又打老虎，到现在在省部级以上单位展开的，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不是新一届领导层为应对群众对执政党的批评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采取的系列措施。
现有的政权体制下，党的领导核心有如一个石头大磨盘的轴心，它需要有足够的硬度和韧性，保证磨盘不会脱轨掉落。紧密围绕，不仅是整个体系必须的要求，更是保证这个轴心润滑运作的必要条件。然而，现有的社会是个综合的利益捆绑体，惯性巨大，维持已是不易，遑论变革。借鉴党的历史经验，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回归传统的思想武器，采用思想教育的办法，像过去一样，通过运动的效果，宣扬与腐败决裂的立场，保证组织的纯洁性，保证中央政策精神的实施，保证方向的统一。所以服从中央决定，团结在中央周围的组织原则和思想保证，便是这个系统的合理要求。而官员们的政治学习隐含的一个思想条件，就是他们现有的一切都是党所赋予的、他们是这个统一系统的一部分；一旦有悖于系统要求，势将丧失个人现有的一切。
当然，还应更进一层来考虑这种现状。由于中国思想市场的禁锢，没有提供着眼历史根本的总体雄心和变革思路，而宣传控制和教育僵化，导致独立思维的缺乏，亦不能提供深刻的见解和见效的方案。宗教意义上精神指引的缺失，使得社会群体缺乏协调配合的意识形态，激励的办法便充满利益比较，都是实际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营养贫瘠后果，便使得简单落后的传统治理办法显得实用而被采用。
然而，这种办法，在政权军事化管理体制下和国共对抗的历史时期可以起作用，但现在的官员群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震慑效应早已失去基础，贯彻效果和接受程度也失去当年的制度条件。运动的结果有可能只是操练式地热闹一番，等活动一结束，还是按照日常规范行事。新的领导集体应该也预料到类似可能，便全面加强监管。纪委的作用空前显著，涉及日常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实时监控。
与政治领域的严肃气氛不同，在经济领域里，市场对这一届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的作为却是抱有热望。
过去30年的经验保证了经济改革推进的动力。保持经济快速成长是最具说服力的稳定保障，是执政合法性最强有力的基础保证。经济领域的经验可以总结为：管制的放开、对市场控制的放松、对外的进一步开放，能够带动经营模式的创新变化，从而促进市场开拓，新产品的开发，对传统行业产生实际冲击，实现产业升级更新，充实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
新总理一上台便公开承诺并迅速行动：减少行政审批，放开贷款利率下限，进一步对民营开放市场，着手金融系统改革，快速推出上海自贸区的特区试验。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吊足了观察家的胃口。而对即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外界更是寄予了厚望。
这正是中国现有的双轨制国家管理模式：既希望继承政治传统，保证政权稳定，保障党对国家政权的把握，又希望在经济领域不断突破发展瓶颈，应对国际竞争，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推后，政治方向趋"左"，经济变革趋"右"。
但是这样的双轨制可持续吗？双轨制的初衷是为了平稳地过渡，在保持既有格局稳定下开辟新的领域，此消彼长，在合适的时机统一起来，实现系统的更新。比如为了打破计划体制的僵化，在计划的价格控制之外采取市场指导的价格空间，一定时期后，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实现并轨统一，完成价格改革带领下的计划体制往市场体制的转变。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两个体系的并存产生了经济学上定义的寻租空间，造成普遍的套利和腐败，并由此带来社会的不满和动荡。未能及时并轨，便会产生大规模的不公和整体效率的损失。
这些政策的出台，大都是自上而下的推行，毋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论证。市场等待细则的公布出台，并由此推测决策者的决心和力度。知道天上要掉下馅饼，却不知会掉多少，合不合自己的口味而已。但政策的推广不能单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地方不能翘首等待中央的开明举措。这是因为地方面临的经济压力与中央政府完全不同。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政治方向变化和风气整治中，继续保持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活力、实现财政收入与地方投资的平衡，厘清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关联，都是现实的挑战。要政策还是要改革，放开还是收缩，如何把握合理的尺度，地方都不得不观望权衡。一方面政治上强化官员管理，另一方面急剧推行经济自由化的举措，使得处在压力两端的官员群体必须小心应对，辨识风向的随时动静。
中央主导的经济改革，应该从制度改造高度考虑现有的经济格局和利益安排。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主导了行业发展，从资源和行业上加强控制和垄断。经济整体的效率与现有安排存在激励冲突。诸多腐败大案与这样的经济格局紧密关联。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真正实现整体经济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更新升级，这不是单靠自身内部比较就能真实评估的，而是应该着眼于国际层面的长期发展路径的判断。这不是单纯的数字比拼，而是结构内部的能力和后劲、组织效率和技术水平、发展目标和社会协调等的国际竞争综合比较。这需要先见性的智慧，真实面对实际的弊端，从根本的激励制度安排着手。不能单纯依赖思想教育来改变官员群体的实际行为，而应该从制度方面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样才有改变体制弊病的机会。这些都需要虚心学习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需要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紧密配合才能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制度的变化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两面，但如果为了短时期的稳定而采取了"经济先行，政治居后，经济向右，政治向左"的这个双轨安排，将对整体社会制度的推进埋下隐患。国家管理模式的双轨制度，找不到并轨的结合点，更不会有明确的并轨时间表。以加强监管代替政治制度变革，将导致政治改革的持续滞后；而经济领域的快速变化，没有政治上的制度规范，则会产生不公和低效垄断，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准则和后劲。处于双轨之间的官员群体将无所适从，不仅不利于新规则和制度的产生，反而会因为两头受气，产生事实上的失衡。不好的结果，可能会由此引发执政内部的方向之争，带来宏观的波动；而可能的一个有益的副作用是：官员群体将比一般大众更加迫切需要宪政方向的变化。
往左往右，本来就是社会利益汇总表达的两条不同思路，就如78年后，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平衡，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唯一超级核心，却能够提供竞争的动力，在方向的较量中保证体系变革的逐步推进。但这种竞争应该是同时覆盖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最不好的安排，则是各管一块，互不干涉。政治上由趋左的思路控制，经济上由趋右的思路主导，从上至下，造成底下不知如何适从的割裂，那是这个国家最不该面临的状况。（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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