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和法国新观察家的著名影评人帕斯卡有一个时间为两个小时的对话。从我的成长开始谈起,因为我是1970年出生的,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也开始懂事,上小学,而我的青春成长期,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正好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八十年代,我们就比较着重的围绕我的成长和《站台》这部影片的关系进行交谈,因为《站台》这部影片是关于80年代的变革给普通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充满梦想的同时,也充满了爱与伤害的记忆。
同时我们也谈到了我个人在美学方面的一些变化,比如,从最初的记录美学,也就是说把人的自然状况呈现出来,主题也是我一直放在变化中的中国,变革和个人的相互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谈到了我自己非常钟爱的记录和剧情结合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三峡好人》就是从纪录片转变为剧情片,特别到2008年的《二十四城记》这部影片 ,就是同时把记录和虚构同时放到了一部影片里。
当时在对谈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我说我特别渴望使用两种方法,是因为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阶段,对我来说,似乎只有同时用两种方法才能把复杂性呈现出来。记录就是代表着无可辩驳的真实存在,虚构可以从本质上揭示生活和变革本身。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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