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背景令习近平更自信，有助于加强其权威，但也会令其受到掣肘。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上位已经近一年了。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两位前任要快得多。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胡锦涛在分别接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时候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交接班局面：前者仍然需要面对政治强人邓小平等的垂帘听政，后者则由于前任延迟移交军权而备受钳制。这些使得他们在上任之初必须谨言慎行，只是在接任若干年之后才逐渐展现自己的政治色彩和领导风格。
与两位前任不同，习近平似乎在接任总书记的当天便进入了最高领导者的角色。他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通过直接了当的语言风格，与大多数党的高级官员们拘谨的照本宣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他对执掌最高领导职务的自信。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又通过率领中央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机会，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以此作为自己执政的标志性口号。
在执掌这个世界上成员最多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年里，习近平向中国人和世界上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发出的信号既清晰又含糊。清晰的是：他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的这一轮权力过度已经正式完成，他本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的决策者，无论是政治老人还是他的政治局常委中的同事们，已经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含糊的是：已经执掌了最高权力的他究竟要带领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驶向何方？
北京高调纪念习近平已故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权已经完成过度的一个标志。虽然官方在大会堂举办的习仲勋纪念会的规格与其他过世的同级领导人大体相当，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央视联合摄制专门为其摄制了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参与制作的单位的规格和片中对习仲勋的评价，都要远远高于其他人。显然，如果习近平仍然面对政治对手的强大挑战，他是不会授人以柄，如此高调地纪念他的父亲的。
虽然政治权力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执政之初，习近平在数次讲话中提到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时，略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选择第一次出京的巡查时，他没有像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那样去朝拜红色的革命圣地，而是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大谈改革开放。不少人据此认为，习近平将会推行一条更加开放的政治路线，甚至有人猜测他会启动他的前任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习近平随后的举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他深度改革的期望。在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谈话中，他不去批评前苏联背离人民意愿的僵化政治体制，而是为前苏联的解体深表同情，甚至为没人出面挽救苏联的一党专制而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 的悲叹。随后又以党内秘密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七不准"，禁止中国媒体和教师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接踵而来的还有官方媒体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围剿；滥用司法对网络大V的抓捕和对舆论的加强控制等等。
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
这些表明，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决策虽然常常在继续改革和沿袭旧制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之间来回摇摆，但是习近平的政治色彩已经在这种摇摆中日渐鲜明。通过一年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习近平实际上是在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向毛泽东的原教旨专制主义回归；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比起来，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回归步伐要大得多和快得多。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方法、甚至讲话风格都比他的任何前任们都更像毛泽东。
习近平的这种政治色彩源于他对自己历史角色的自我定位。作为新时期的大国领导人，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和邓小平发展经济之后，他可以引领中国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使中国通过政治文明的全面复兴受到世界的尊重；或是回到共产党驾轻就熟的专制之道，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回避制度变革，在危机和挑战面前目光短浅地蝇营狗苟地得过且过。看来他更看重自己作为专制制度的"红色接班人"地位，而放弃了引领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复兴的机会。正式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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