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目前的权力格局究竟属于哪种形态，一直众说纷纭。除去"一党独裁"等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批判，针对七常委主导大局、总书记和总理位于核心的体制，反对者斥之为寡头体制，而亲近政府的智囊推出了"集体总统制"来正名，学院派则更注重党政二元双首长制。但无论怎么称呼，这个体制都面临着内外压力，必须有所变化。
这种变化终于在三中全会后到来。它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仍然需要长期的观察。但至少在短期内，多数观察者都隐约感觉到，这将是一场重大变革，尤其是围绕"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机构的设立，以及各级纪委地位的提升，更显出意义所在。和从领导人简历中揣测个人喜好、或者热衷于权力斗争的宫廷内幕相比，结构性的变动才是更重要的。
资深媒体人、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笑蜀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强调三中全会公报体现出两个层面上的集权化趋势，一是从地方集权到中央，二是再集权到个人。两大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不仅垄断重大决策，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干扰，而且还负督战责任，保证决策落实。
而两层集权一旦实现，所谓"集体总统制"将告终结，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由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并督战官僚集团。
和外界流行的"官-民"冲突分析模式相反，笑蜀认为，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是官僚集团，后者对中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忠诚都是有疑问的。因此，高层虽然对局势严重性也有认识，但认为问题只出在党不管党，和党国体制无关，通过三中全会的机构重塑就可以解决问题。
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是，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而会议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但在作者看来，在缺乏政治转型的前提下，向官僚集团开刀，是否还能够保住政权的基本盘，是件大有可疑的事。
而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李永峰的评论文章认为，虽然十八大之后、甚至三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述仍然左右矛盾让人困惑，但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对官僚体制的态度相当明确，就是要打破并且重构这一体制。
作为例证，作者举出两点：一是在人事任命上打破常规，以往"晋升省部级官员必须出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惯例在四川和上海被改写；二是在常规的官僚系统之外，中央另设大规模的督导组，创立了另一套管治系统。三中全会公报中声称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能意味着自朱镕基时代以来，国务院系统在改革议题上的主导地位将被动摇，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将整合军方、武警、情报乃至公检法，可能彻底改写权力格局。
在评论中，作者隐隐将这次的体制变动和1960年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当年文革的诱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主导的官僚系统已经不再革命，因此要发动造反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在作者看来，专业化的官僚体制在中国告别动荡、恢复常态的过程中，起了稳定性作用。言外之意是，目前再度出现的打破体制冲动，是否将会重蹈覆辙？
此外，还有媒体注意到，在起草文件小组中，习近平任组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任副组长，总理李克强却不在其中。这引起外界对李克强的经济权力是否旁落的怀疑，虽然最终人事任命结果尚有待观察，但考虑到改革决定中，各级纪委被要求"加强同级别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而且推动纪委的双重领导，地位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更富有吊诡意味的是，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整合内政与外交，网罗军、警、特、网乃至公检法的重大机构改革，但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只用语焉不详的一句话三十个字带过。这在包罗万象事无巨细的两万多字决定中，显得刻意低调，甚至低调得过了头。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角度来看，中前期的君相共治是比后期的君主大权独揽更可取的制度形态。即便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下，最近二十年来，从"江朱体制"到"胡温体制"，这种双首长制也隐然成型，因此十八大后，中外观察家也沿袭这一思路，将新任领导班子称之为"习李体制"，而当局也默认了这一称呼。
但从三中全会的公报和改革决定来看，观察者开始担心，二十年来的习惯性体制是否将面临重大改变？具体而言，如果目前显示出来关于国务院权重降低、中纪委地位提升的种种迹象成真的话，这是否将意味着，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将从二十年来的双头体制变成三头体制？
不幸的是，从历史上看，三头体制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西方，从凯撒、庞培、克拉苏到法国革命的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的毛、刘、周三头政治更是经典的失败案例。即便在官方宣传中营造出刘关张结义的和谐气氛，但在更大的权力结构中，却不免蜕变成魏蜀吴的勾心斗角。
但是，正如笑蜀在文章中提到的，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如果说，当初薄熙来是以一条"靠左行驶"的鲶鱼来试图激活这潭死水的话，那么现在当局已经扔进了两三块大石头。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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