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两件关乎民营企业家命运的大事。一件是湖南湘西民营企业家曾成杰于2013年7月12日被长沙中级法院秘密处死，罪名是非法集资。另一件是风险投资企业家王功权于9月13日被刑拘，10月21日被正式批捕，理由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引发了持续的剧烈的震荡。
《南方周末》7月18日对曾成杰之死有系列报道，详细描述了其始末。湘西是个穷地方，2003年政府要建群艺馆、图书馆、体育馆，但没有钱，曾成杰的公司中标，在政府的默许、支持、监督和协调下，向民间集资。当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地方政府幡然变脸，民间集资一夜从"合法"变非法，群体事件爆发。曾成杰等近二十名民营企业家被捕，部分官员被免职。曾被关押不久，湘西政府就将其公司价值23.8亿的资产以3.3亿贱卖。曾被判处死刑，而后被高法核准并秘密执行。
曾成杰之死在民营企业家中，引起强烈震撼。这个案子告诉他们，习近平政府治下的司法制度在重官轻民、草菅人命方面，比上届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像曾成杰一样，其人身权和财产权，会突然化为乌有。正如律师出身的民营企业家王瑛所言："在曾成杰案后，民营企业没有人还会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就在企业家们惊魂未定之际，王功权被抓。这在民企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王功权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企业家，他的理念和行动——支持和推动新公民运动、促进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民间力量，也代表了中国步向现代文明的真正希望。
王功权被刑拘后，有良知的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一同发出"伤心之极、五内如焚"的声音，呼吁当局依法治国，释放王功权。学者陈子明、教授崔卫平、作家雪村、企业家刘苏里等人发出"无罪释放王功权"的呼吁，几乎是苦口婆心地指出，如为王功权治罪，后果非常严重。呼吁说："无论当局试图以何种刑事罪名加罪王功权先生，天下人皆知，这只是政治迫害。依此治国，则国无以治。强自为之，无疑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席"。
但是10月21日王功权还是被正式批捕了。这表明，中共新领导人执意要与中国进步力量为敌。毫无疑问，中共之所以选择王功权，还有许志永等下手，直接和习近平的"严打反动知识分子"有关，同时也和习主导的９号文件中斥责公民社会试图瓦解中共执政基础有关。在习近平的治国思维中，有独立思想有影响力并批判一党专制的学者应当严打，而有思想有良知有财力又有行动力的民营企业家更是中共恐惧的对像，因此更应严打。
这些严打举措，令企业家们对习近平当局极端失望甚至绝望。如果说曾成杰之死吹响了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号角，那么王功权被批捕则将开启他们大规模移民的闸门。一些一直坚守中国阵地、从未考虑海外移民的企业家们，现在开始认真考虑并有所行动了。
事实上，根据FT中文网公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其中80%以上为民营企业家。
中国民营企业家携资金出走，吃亏的当然是中国。这个道理，对于正在忙于提振经济的习近平当局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局应是做了一番计算的。他们宁愿让失望的民营企业家携带资金出走，拖拽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能容忍兼具反动知识分子和反动商人之秉性的企业家们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说颠覆红色江山的话，做颠覆红色江山的事。维护红色江山，无疑已经成为习近平政府压倒一切的使命。
而对那些计划离开或已经离开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谁又愿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地方？然而现在这块地方除了没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壤之外，还没有人身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如果你做了有利于中国进步但不被党所喜欢的事，你还没有政治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便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是，留下的要么是无法出走的平头百姓，要么就是铁下心来要为中国进步付出一切代价的王功权们了。（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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